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却没了兴趣

2021年10月29日10: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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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小说、音乐、电影、学术和前卫艺术之间,互相启发,彼此进步。

作者:宅少(zmrben115)

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却没了兴趣

“虽然岁月如流,

什么都会过去,

但总有些东西发生了,

就不能抹煞。”

——作家·王小波

「逝于1997年4月11日」

出自作品:《似水流年》

……

 

01.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浩荡传奇,往往都是从一缕微光开始的。

1978年岁末,北京亮马河畔的一间农房里,赵振开、姜世伟、黄锐等7名青年,围着一台破油印机忙了三天三夜,印出一大堆纸页。忙完后,大家跑去东四一家饭馆,举杯畅饮,最终决定选出三人,准备将纸页贴往北京各个重要场所。

临别之际,大家落了泪。因为不知此去,能否安全回来。接下来两天,其中三人将那些纸贴满北京的政府单位、纯文学杂志社和清北这样的高校。出发前,赵振开甚至涂改了自行车牌号,以免被人跟踪。

事实证明,情况没那么严重。他们也就跟人大的校警吵了一架而已。没多久,纸页被广大青年看见,大家瞬间兴奋起来。因为赵振开他们张贴的,是建国以来第一份地下文学刊物。他们自办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是要表达过去十年里被压抑的心情。

那本刊物的名字,叫做《今天》。

创刊之际,赵振开和姜世伟,还特意为对方起了一个笔名。前者给后者起的,叫芒克。

后者给前者起的是:北岛。

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却没了兴趣

「70年代的北岛与芒克」

早在1972年,北岛就认识了芒克。那时,他们只能悄悄写诗,不敢发表。相识第二年,北岛写出了《回答》。但1978年发在《今天》创刊号上,为了安全起见把创作时间改成了1976年。广大青年在创刊号上读到这首诗后,内心都像火山一样喷发。不久,有人冒着风险,在那些张贴出来的纸页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随后,《今天》开始定期出版。

从第二期开始,杂志有了稳定的订阅用户。每期1000册,被寄往全国各地。

为保证《今天》顺利运营,芒克从造纸厂旷工,领着6块钱工资,全情投入,害得家里人以为他在从事反革命活动。在他和北岛的努力下,两年间,编辑部出了9期杂志、4种丛书,还组织过数次诗朗诵。

没多久,一首叫《致橡树》的诗,通过杂志传遍全国,惊醒每个青年。一对兄妹在西单看到油印诗句,直接跑去编辑部。弟弟躲在姐姐身后,怯得不敢说话。芒克心说你怕什么,这里又没人打你。

那个姐姐叫顾乡。

她的弟弟,叫顾城。

那两年里,越来越多的手写稿件,被寄往《今天》。其中有两个作者,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评论。前者叫史铁生,后者叫钟阿城。这些人在十年里吸收的养分,开始喷薄出巨大能量。为了让年轻人更好地了解诗歌,编辑部每月在张自忠路4号搞一场作品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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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80年代大幕的《今天》」

不过,轰动一时的《今天》没能熬过1980年。第九期出完,便被查封。编辑部想把它变成内部资料,出了三期,再次被禁。北岛当时在一家杂志社上班,被停职反省。芒克则因旷工数百天被直接开除。

《今天》停刊前夕,芒克喝醉酒在街上撒了一泡尿,对着空荡荡的街头大喊:

“诗人?中国哪有什么诗人?”

此后,他在社会上游荡。一度跑去给人家看大门,一天只能赚一块钱。

一对掀起了飓风的蝴蝶翅膀,就此停歇。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反而成了故事的开端。《今天》创刊前,紧张的时代空气有所松动,西单出了一面墙,社会上出了政论刊物。正是这股风潮,给了杂志诞生的可能。所以在创刊号上,北岛写的第一句话就是: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

历史不单单把机会给到了北岛、芒克。《今天》停刊后,轰轰烈烈的80年代迎面走来,历史用机会砸中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那些青年将一个接一个,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02.

《今天》发行后,北岛在玉渊潭搞过两次朗诵会。在一块松林环绕的空地上,青年陈凯歌朗诵了《相信未来》和《回答》。那时,凯歌不但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还是《今天》在北电的代理,负责代售刊物。

1978年9月,北岛、芒克在黄锐家提出要自办刊物时,北京电影学院招了一批新生。其中有陈凯歌,还有张艺谋、田壮壮、李少红、霍建起等人。他们都是各单位里沉淀下来的好苗子。开学典礼上,放了两部黑白片,一个《翠堤春晓》一个《方托马斯》,有直升机和比基尼,把张艺谋给看晕了。

入学后,张艺谋非常认真,天天上晚自习,最后回宿舍,三句话不离电影。陈凯歌爱读书,经常写东西。相比于他俩,田壮壮最野,整天趿着鞋,胡子也不刮,满嘴“他妈的”和“我操”。没办法,谁叫人家牛逼呢。他爸田方,是北影厂首任厂长。当初入学考试,他第一个出考场,答的全对。

其他同学埋头苦读,田壮壮就爱上课捣蛋。那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别他妈上课,上他妈什么课呀。”

每次陈凯歌带新书回来,指点江山,大家争相传阅,田壮壮都不以为然。但过不了多久,书上讲的是什么,他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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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田壮壮(左二)」

三个代表里,当初最风光的,并非陈凯歌,而是田壮壮。大三时,他就把史铁生的小说拍成了《我们的角落》,同学只能打下手。之后拍《小院》《红象》,创下北电学生拍片记录。1982年,这拨人毕业,田直接留在北影厂。倒霉的张艺谋等人,被发配到遥远广西,靠写军令状拍《一个和八个》。电影筹备期,田壮壮跑去广西看老同学,天天给他们买菜做饭。

《一个》为张艺谋们扬名后,田壮壮回京,筹拍《九月》。他妈觉得剧本还不成熟,田壮壮却说够了,从厂里要了45万。片子拍出来,请同学李少红、张建亚去看,都说看不懂。这却成了田壮壮电影的一贯“风格”。

几年后,田壮壮说了句得罪人的话:

“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这时候,陈凯歌坐不住了。带着散文《深谷回声》去广西,拉着张艺谋去陕西采风,要拍电影。厂里不想支持。结果采风回来,给电影厂7个领导汇报,凯歌用三寸不烂之舌,愣是当场说哭了2个副厂长。

随后,陈凯歌和张艺谋去广州找王学圻。三人看着商场里58块钱的皮夹克,直流哈喇子。凯歌还想充大个儿,请王学圻在流花宾馆吃饭,看完菜单就愣了,只好来一句,你说这菜它怎么就这么贵呢?

没钱,但这并不影响陈、张二人创作上的激情。开拍第一场戏,王学圻2点起来定妆,往一座山的山顶跑,吹着冷风直恶心。边跑边想,再也不拍他娘的狗屁电影了。可一下山,凯歌满眼含泪抱住他,不停道谢,王顿时绷不住了。这期间,张艺谋为了画面里的一条白线,天天带人去踩同一条路。有次拍一场重头戏,突然下雨,他和陈赶紧脱上衣,给王学圻披上,让护好戏服。

两人撑着一把伞给机器遮雨。雨水打在身上,陈、张还在那儿聊画面。

后来王学圻回忆说: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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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时期的陈凯歌、张艺谋和王学圻」

数月后,电影拍出来。远在美国从小看西片长大的洪晃看完,脑袋轰地就炸了,心说中国居然还能有人拍出这种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黄土地》。

而就在陈、张合作拍《黄土地》的1983年,西影厂的一个美工,因为严打被抓进监狱。那十个月里,他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看了一遍。出来后,看到《黄土地》,被其深深打动,瞬间燃起了对中国电影的希望。

这个美工,就是芦苇。

03.

陈凯歌靠《黄土地》声名鹊起时,他的同学,北电录音系的宁瀛正在意大利公费留学。同年,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打算拍一部跟中国有关的电影。为此,他向欧洲五家银行每家贷款500万美元。好莱坞听了,都说他有病。

这部电影,名叫《末代皇帝》。

通过老师介绍,宁瀛认识了贝托鲁奇,帮他在剧本上填充了许多细节。此后,老贝到中国看景,宁瀛成了副导,又是帮忙改剧本,又是满北京找认识溥仪的人,还真在一处大杂院里找到了溥仪在长春时的跟班。

宁瀛说,要是棺材让挖,她肯定挖棺材了。

1986年4月,文化部下发文件,国家级文物单位室内禁止一切拍摄。好巧不巧,共产主义者贝托鲁奇在此之前提交申请,顺利通过。

是年7月,他带着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20名英国人和30名翻译进驻紫禁城,开拍《末代皇帝》。拍摄过程中,他得到了中国政府鼎力支持。譬如溥仪登基那场戏,是在太和殿拍的,史上仅此一例;譬如监狱长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演的,那是胡耀邦的特批;再譬如拍摄期间,伊丽莎白女王访华,希望参观故宫,中方以拍电影为由,愣没让女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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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和殿里跟拍出来的镜头」

在选角上,贝托鲁奇也握了一把王炸。

演溥仪的,是金球奖提过名的尊龙;演婉容的,是因《小花》在中国家喻户晓的陈冲;演文绣的,我国著名童星邬君梅;演日本间谍的,是大岛渚介绍给他的坂本龙一。著名华人影星卢燕,客串慈禧;中国时尚教母宋怀桂,客串裕隆太后。因为喜欢《黄土地》,贝托鲁奇找陈凯歌,客串了一个门卫。

在天时地利人和下,电影顺利拍完。次年上映,横扫奥斯卡,9提9中。9个大奖里,包括最佳电影配乐,由三个作曲共享。其中一个是坂本龙一,还有一个,是宁瀛推荐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苏聪。

当时宁瀛推荐了三个人,除了苏聪,剩下的两人叫:刘索拉、谭盾。

《末代皇帝》9提9中,狠狠打了美国人的脸,成为80年代奥斯卡难以超越的神迹。陈冲成为第一个去奥斯卡颁奖的中国人;邬君梅打入好莱坞,后来成为奥斯卡终身评委;尊龙的演艺生涯,一度因此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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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颁奖礼上的尊龙和陈冲」

但要说影响最大,反倒是对打酱油的陈凯歌。5年后,他去西影厂找芦苇,请他改一部小说,拿给芦苇的参照剧本,就是《末代皇帝》。

对此,芦苇的原话是:

“《末代皇帝》给我的启发至关重要,它帮我找到了整个故事的历史视角。”

这部电影的名字,你们肯定都知道。

它没拿到奥斯卡,但它拿了金棕榈。

1987年,《末代皇帝》的票房,养活了北影厂足足5年。9提9中震惊西方,但这部电影在80年代的中国人看来,不过是老外的奇诡视角。苏聪虽然拿了一个奥斯卡最佳配乐,广大文艺青年也并没往心里去。

提起音乐,他们迷的是摇滚。

04.

陈凯歌第一次参加《今天》的诗朗诵会,是1979年4月8号。

那个月,北京民族文化宫搞了一场服装观摩会,主办人是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会上,一个模特对着观众敞开对襟衣裙,台下人吓得直往后退。第二天,《参考消息》就转发香港左派的一篇文章,说饭他妈都吃不饱,还看啥时装表演?

文章的名字,叫《外国人的屁香》。

皮大爷的初次中国行,就这么受挫。幸好在巴黎,他遇到旅居欧洲的宋怀桂,便委托她回国办两件事。第一,组个模特队,第二,开一家叫马克西姆的餐厅。

皮大爷看中宋,是觉得她有过人之处。这位家世不凡的才女,当年爱上外国人,亲自给周总理写信,完成了建国以来第一桩涉外婚姻。

拿皮的话说,就是被扔在沙漠上,宋怀桂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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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怀桂和她的丈夫」

回国后,宋到处写信、找人、拜访各部门。每次出门,留意街上那些身材条件出众的年轻人。在她看中的人里,有日后的国际名模石凯,有普通工人贡海斌,还有两个演员,一个叫方舒,一个叫张铁林。

方、张二人,都以拍电影为由拒绝,贡海斌却选择留下。其实贡父曾是北京最大的面料商,贡还曾跟刘少奇女儿同班,结果浩劫期遭遇清算。17岁后,贡成了西单洗染店的学徒。但对于美的热爱,深深刻在骨子里。1980年,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后,他花3个月工资买了墨镜。

实际上,不光是贡,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流行起来后,很多年轻人关于美的意识都觉醒了。但大部分国人,穿的还是70年代的灰绿装。女孩儿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化妆。唯一的化妆品,是防冻的雪花膏,有姑娘用烧黑的筷子描眉,烧热的火剪子烫发,最奢侈的护肤品,也就是鸡蛋清。

1980年底,宋疏通关系,租下鼓楼二层大厅训练模特。28个年轻人用业余时间参与,枯燥培训和家人阻力,很快刷掉一半人。

贡海斌被单位发现后,以“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名被发配到山西烧砖。父母也劝他离开。但这都没能阻止他。次年3月,以他为首的模特队首次登台,展示了皮大爷100件衣服,引起纺织部和外媒高度重视。

4年后,皮大爷在工体举办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时装表演,一万多人观看。同年,宋教母把12名模特带到巴黎,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展现风采。一群女模特穿越凯旋门的照片,成为80年代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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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怀桂和她的模特队」

在此之前,1983年9月,北京崇文门西大街2号,马克西姆餐厅隆重开张。

宋做代理时,欧洲人都说皮大爷脑抽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这家餐厅将在中国80年代文艺史上留下多么绚烂的一笔。在那里,时装模特们曾在著名演奏家吕思清的即兴小提琴声中走秀,刘晓庆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时髦,阿兰·德龙办了自己50岁的生日party,贝托鲁奇跟英若诚握手畅聊《末代皇帝》,姜文曾捧着奖杯一脸喜悦地留影,张艺谋曾带巩俐出席派对。

十几年后,一位香港巨星还在马克西姆留下了自己在北京最后的影像。

那个人,就是张国荣。

那张照片上,还有一个青年。80年代的北京,他的影响力,比张国荣大多了。

他的名字,叫做崔健。

据说在马克西姆,他第一次唱出了那首歌: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而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05.

马克西姆开张第二年,北京歌舞团民乐队琵琶演奏员文博,受国外摇滚乐队的启发,想组一支乐队。那时,北京歌舞团小号乐手崔健,已经听过许多破损的打口带,并忍不住为那些磁带绘制封面。最后,他成了这个“七合板乐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并在政协礼堂,完成首演。

80年代初的北京,弹吉他是倍儿有面子的事。青年们常在后海、故宫、八一湖聚众碴琴,这里面就有孙国庆。崔健属于名气比较大的。1984年,一次演出结束,他抱着吉他唱了一首《草帽歌》,当场给人唱哭了。

第二年,摇滚乐渗透进各个音乐圈子。丁武、何勇、窦唯、王迪等人,纷纷爱上了这种新潮音乐。然而压抑的氛围,也从彼时开始。社会上认定它是流氓音乐,玩摇滚的都被父母骂没出息。是年6月,团里没收乐器,“七合板”解散。四处流窜的摇滚青年们,连个正经排练场合都没有。

那时,有“摇滚传教士”之称的曹平,经常去崔健家吃饭。一天,崔健说不在家吃,把他叫到河堤边,脸色很不好地说了一句: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成了崔健第一首原创作品的歌词。

那首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崔健担任吉他手的ADO乐队上台表演,崔健唱了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演到一半,一群CBS记者冲进来摄像,有人把崔健扛到肩上。何勇带着一帮学生,狂呼他的名字。

崔健登时就掉了眼泪。

那天那首歌,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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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把姑娘们给迷的」

随后,崔健带着两首原创作品参加“孔雀杯”歌赛,惨遭淘汰。但通过关系,他顺利拿到1986年“百大歌手联唱”的登台机会,还从歌赛评委王昆手上争取到一次独唱。直到去体育馆,大家都提心吊胆,不知能否上台。演出当天,崔健临时换上王迪的马褂,裤脚一高一低,唱出了《一无所有》。

不久,曹平去道贺,崔健说了句:

“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妈妈。”

就像北岛、芒克们偷偷张贴《今天》的那个前夜,全社会的青年,一直处在压抑之中。如果说《今天》的出现,给了他们表达自由的狂喜。那么《一无所有》的嘶吼,则直接喊出了一代苦闷年轻人的心声。主办方给了崔健700元稿费录制磁带后,这首歌像风暴一样席卷全国。歌词里那么多“我”字,听哭一大票青年。崔健在摇滚圈的地位,一夜之间,发生巨变。

此后,崔健成了滚圈儿领头人。有人羡慕嫉妒,有人视为榜样。黑豹的秦勇说,他唱完《一无所有》,所有人都跟他走了。1987年,崔健被歌舞团劝退。不久,他去北大演出。在狂热粉丝李国庆等人的组织下,北大成立后援会。这个后援会里,有个叫梁钦宁的,他有个很有名的爷爷,梁漱溟。那年,他拿着爷爷单位“中国文化书院”开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首体演唱会的门票。

随着文化界、美学界的推崇,崔健的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多年后,另一位旗手王朔在《崔健印象》里的原话是:

“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与《今天》被迅速查禁不同,崔健遭遇的官方态度,相当暧昧。公开表演,没说允许,也没说不许。以至于他只能去马克西姆活动。

彼时,马克西姆是北京最豪华的场所。弧度墙镜来自日本,鸢尾花吊灯来自法国,地毯来自苏格兰,服务生是一水儿的男帅哥。一餐花费,大约500元人民币。而北京居民平均工资只有40元。但崔健可以带滚圈人免费进去,掀开地毯,嚎叫整夜。所以,连崔教父也要尊称夜夜身着礼服的宋怀桂一声:

“Madam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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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在马克西姆表演」

1987年,苏聪摘得奥斯卡最佳配乐一事,在崔健的呐喊中变得不值一提。同年,跟陈凯歌合作《黄土地》的张艺谋,在西影厂扶持下,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两人从此分道扬镳。也就是这年,芒克被阿城介绍去的那家外贸公司宣告解散。万般失落中,他写下长诗《没有时间的时间》:

“这是一个好年头/这人间已落叶纷纷/多么可怜的一个季节呵/它就像一个龙钟的卖艺老人/在伸手拾着地下的钱。”

那时候,《今天》虽然停刊许久。但诗歌的热潮,却在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在前一年,深圳举办诗歌大展,居然涌出了88个流派,什么野牛派、病房意识、超低空飞行…一涌而上,被讥笑为“中国诗坛的88片尿布”。

同年,北岛、顾城、舒婷等人去成都参加诗会,被无数青年围得走不动路。一个辽宁青年跟着北岛诉说了一天的苦闷,痛苦地用刀扎破自己手心。

而在北京昌平一所高校里,一位年轻诗人,和前辈芒克、北岛一起,成为了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的获得者。

他的名字,叫做査海生。

06.

1979年,査海生考上北大时,年仅15岁。

那时,油印的《今天》传遍北大校园。法律系的他由此接触文学。这离他第一次使用笔名“海子”写出《亚洲铜》,还有整整5年时间。在他刚入学时,《今天》的创刊人之一,负责美编的黄锐,搞出了另一件大新闻。

早在70年代,美院、画院停止招生,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个培训班,黄锐在那里学画。《今天》闹出动静后,黄锐看到诗人们大放异彩,倍感失落,发现有人在西单那面墙搞画展后,他也想搞一个。

正好1979年9月,美术展览馆要举办全国美展。黄锐就联合马德升、钟阿城、曲磊磊、王克平、李爽等一大帮业余画家,在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挂满各种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雕。将其命名为“星星画展”。

在宣传“前言”里,这群青年说: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我们的画里有各自的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

于是乎,当天展出的作品,没有一个走的是意识形态下的苏联写实主义。而是一些风格前卫、充满现代感和个人色彩的作品。很多观众前去围观,嚷嚷看不懂,不知道在表达什么。结果这帮参展青年说:

“馆里面的看得懂,要看进去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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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美展上的群众」

没多久,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美院师生也跑来看。很快,公园管理人员前来干涉,还有中年妇女说你们画得不美,要去公安局举报。警察还真来了,参展者据理力争,警察也没办法。随后,中国美协主席江丰、美术馆副馆长郁风、首都机场壁画作者袁运生等美术界大拿都来了,给予画展积极评价。参展者由此信心大振。然而第三天,作品被强行没收。

彼时正值国庆,全国文艺工作者在京开代表大会,参展者就拉着“要艺术自由”的标示,走向了长安街。最后,作品全都物归原主。

尽管展出时,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但也有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了句话:

“今天参展的人们,可能不是完全明白你们的作品是什么意思,但是明天,在未来,在新的文化出生以后,人们都会想到这个时候。”

不得不说,这位观众很有眼光。

“星星”最终被评论家视为投向中国艺术界的一颗原子弹,成为浩劫后第一场前卫艺术运动,宣告了中国前卫艺术的到来。

“星星”前后办展两次。第一次参展者里,钟阿城画了些钢笔画。展出当天,他还负责把画翻拍洗印,好卖钱。他找的摄影师,来自“四月影会”。

那年4月,45名摄影爱好者在中山公园搞了一个叫“《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展期25天,7万多人参观。作品不光有照片,还抄配诗。这是建国以来首个非官方摄影展。民间组织“四月影会”由此被人熟知。

它的成立,宣告中国摄影艺术“样板化”时代终结,并与“星星画展”、“十二人画展”、“无名画会”一起,构成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

后来,在《中国前卫艺术的兴起》一书中,作者如此阐述道:

“之前的几十年间,艺术家被权力和真理所降服,唯唯诺诺、泯然众人,他们被称为艺术工作者,可以被评为劳模,成为众人的道德模范。而‘星星’则将艺术家定位于少数派,定位于不合时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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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当代艺术开端的人」

1980年,第一届“星星”举办后,在全国最权威艺术杂志《美术》上,一个叫栗宪庭的青年执行编辑,写了第一篇介绍它的文章。第二年,栗宪庭又很大胆地在《美术》上刊登了一组作品,名叫《西藏组画》。

画这七幅画的小伙子,1978年高考恢复时,考入央美油画系研究生班。

他的名字,叫做陈丹青。

后来文艺界对他的评价是:

“引导了一个新的风潮,启示了表达我们民族的更为内在和探索精神空间的一代画风,他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美术一个无可争议的里程碑。”

就像北电78级拍电影一样,《西藏组画》有着与以往艺术形式截然不同的创作探索,迅速启发了后来者。1983年,栗宪庭因“精神污染”被撤职。两年后,随着气氛宽松,他进入《中国美术报》做专职编辑,并联合同年创刊的《画家》、《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等一批艺术杂志,参与推动了美术界的“85新潮”运动,在头版头条上,介绍年轻一代的前卫艺术。

这场“85新潮”,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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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且青涩的陈丹青」

就这样,“星星”成为星火,催生出了一大批更为“不合时宜”的艺术家。

而多年后,《今天》的美编、“星星”发起人之一黄锐,将工作室设在北京一处废旧工厂,并引入“东京艺术工程”,将其改造成一个艺术区。

2003年,它被《时代》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这个废旧工厂,就是798.

07.

实际上,不光“星星美展”广大群众看不懂,北岛、顾城们的诗流向五湖四海,也没多少人读明白。当时,作家章明写了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指责有人故意把诗写得晦涩、怪癖。“朦胧诗”一词因此流行开来。

然而比起诗、画,最不把观众审美放眼里的,是陈凯歌的同学,田壮壮。

从北电毕业后,田壮壮先是做了“第三代导演”凌子风的助理。他首次独立执导《九月》时,把凌子风请去。凌导看完,说:

“壮壮,等你下一部出来我再表态吧,你这部我实在是看不懂。”

只能说凌导大意了,没想到接下来田壮壮拍的两部电影,不但他老人家看不懂,连跟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都不知道在干啥。

陈、张二人在陕西拍《黄土地》时,田壮壮拉着蒙古作家江浩,写了个叫《猎场扎撒》的剧本,没通过,然后又写了《盗马贼》。突然一天,《猎场》又让拍了。电影记录牧民日常,影像凌厉,意境深沉,完全颠覆以往的叙事。

片子和《黄土地》一起交上去,《黄》通过审核,《猎场》却迟迟没有答复。

当时,马丁·斯科塞斯看完电影后预言,说田壮壮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导演。可审片的领导打电话问田壮壮的原话是:

“你这是拍给谁的?谁能看得懂?”

正拍《末代皇帝》的贝托鲁奇看了电影,叫田壮壮赶紧送威尼斯去,因为他是这届电影节的评委。田壮壮不知道威尼斯,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是在荷兰左派纪录片导演伊文思的力荐下,电影才重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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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猎场札撒》」

《猎场》最后全国拷贝为零,却被青年田壮壮视为骄傲。紧接着,他又在西影厂支持下,拍了《盗马贼》。这部比上部更狠,田壮壮冒着风险,将队伍拉进藏区。他要用《盗马贼》表达信仰、生死的哲学命题。电影剔除叙事,直接深入思想。拍摄时,很多人不理解田壮壮在表达什么,田壮壮就骂:

“傻叉,让你拍什么就拍什么不就得了,瞎他妈问什么?”

后来实在拍不下去,田壮壮召开全员大会,把每个章节拎出来,一一解释。

听完后,下面的人来了句:

“导演,这电影到底什么意思?”

为了《盗马贼》,田壮壮把心脏病都拍出来了,折进去半条命。高反、发烧,都没能阻止他。有一次勘景,他走路打摆子,众人劝他回去,他手一甩,一个人晃晃悠悠地朝深山走去。还有一次,在河里布置转经筒,水流又急又冷,田壮壮光着膀子就冲进水里。美术霍建起日后想起来说:

“那时大家没有任何杂念,就是一门心思做艺术,命都可以不要。”

回北京,田壮壮去后海吃饭,遇到陈凯歌。那天他喝了口冰镇啤酒,当时心脏就不行了。凯歌把他搀到一边,对着夕阳掉眼泪,说:

“壮壮,你可不能出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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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马贼》片场,环境极度恶劣」

《盗马贼》送审后,连伊文思也看不懂了。电影局说,你要想通过,必须大剪。彼时的田壮壮,正在自己最理想的创作状态里。对于《盗马贼》,他有十万分自信。拍摄时,就对摄影侯咏放话,信不信我让你进电影史!

所以后来记者采访他,他才来了一句:

“我的电影是拍个下个世纪观众看的。”

结果这话被《大众电影》拎出来,连续批判了两期。田壮壮每天收到成捆的观众来信,全是骂他的。年轻时不可一世的田导,懒得解释。他觉得《盗马贼》表达了自己最想表达的思考,就够了。后来,伊文思又给他打电话,并叫上阿城他爸著名文艺评论家钟惦棐看了一遍。阿城他爸说:

“田壮壮前后两部电影,连篇影评都没有,这是中国评论界的耻辱。”

钟老爷子遂即要亲自写一篇。没想到十几天后,突然驾鹤西去。

此后,在创作上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的田壮壮,傲气遭到打击,变得心灰意冷。但他依然改不掉“狗熊”脾气。他拍老舍的《鼓书艺人》,刻意去掉其中的“进步思想”。舒乙说他不尊重原著,两人大吵。田壮壮就说:

“要么咱们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对这件事是不是有意见?”

那也是1987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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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走向了国际」

那一年,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在柏林摘了一只金熊,把第五代推向国际,震惊了世界。陈凯歌去美国留学,跟洪晃混在了一起。

面对摄影系老谋子的成功,两位导演系同学都憋了一股劲。于是在短短5年后,三人合力把中国电影推向一个高峰。

不过,那都是90年代的故事了。

在那之前,另一波文学的高峰,早就来了。

08.

80年代初,“朦胧诗”一度遭遇猛烈的批评,被称为“社会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星星”扭曲、变形的画作,被视为“老百姓看不懂的玩意儿”。对此,一个颇具社会声望的学者,却大力称赞《今天》是“文学的飞燕”,同时在《文艺报》上发表《画廊美谈》,表达了对前卫艺术的辩护。

这个名叫李泽厚的学者,要是看了《盗马贼》,不知会说些什么。

时间再一次回到1979年。那年,朱光潜在《文艺研究》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随后,美学冲破十年禁区,引起广泛讨论。同年,49岁的李泽厚,花几个月写出一本书稿。此稿先在上海《美学》上发表前三期。1981年,正式出版。

这本书,就是《美的历程》。

80年代初,这本隽永、生动的美学书,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保守卖出几百万册。它的横空出世,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美学热,更起到“反思历史、解放思想”的作用。一夜之间,人们都关注起与“美”有关的话题,每个人都试图砸碎禁欲时代里的沉重枷锁。

人们纷纷开始思考:

“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情感,什么是生活?”

随后,李泽厚成了家喻户晓的学者。无论他去哪儿演讲,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无数学子削尖脑袋要考他的研究生。求知若渴的年轻人,一度把李泽厚捧上神坛。北大各专业选修课中,美学总是名列前茅。《历程》突破以往说教的写作手法,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有在武大中文系教书的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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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版本的《美的历程》」

“美学热”之后,紧跟着是“文化热”。

当时,李泽厚不但为《今天》和“星星”正名,还在80年代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中华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还曾和他讨论过。这三大民间文化机构里最为一代学人熟知的,便是《走向未来》丛书。

当年这套书在北大,是直接堆在操场上卖的。

1982年,湖南出版社找到学者金观涛,希望出一套提高年轻人学识、修养的丛书。此前,湖南出过一套《走向世界》,都是国外见闻。金觉得没啥意思,希望传播深度,便找到四川出版社,决定做一套人文社科丛书。

由于是编外人员参与编撰,这成了78年后最早的民间策划出版。一通奔走后,严济慈、杜润生、陈翰伯、钱三强等名家成为顾问。随后四处招编委,只要中青年,50岁以上免谈。为此,挨个单位去找人。邀请人也没工钱,自己坐公车,带上馒头,一谈谈几个小时,连口水都喝不上。

最后谈下来的编委,一人每月补贴,也就20块钱。那批编委里,有日后许多大名鼎鼎的学界达人,比如茅于轼、张五常、周其仁、李银河…

不但没酬劳,甚至有一个编委,还赞助了5000块钱。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岐山。

1983年到1988年,《走向未来》以每年一批的频率,出了5批74种,销量总计1800万册,涵盖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等各学科最前沿的新知。

它和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一起,成为了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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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未来”丛书」

1984年前后,无数的老师、工人、回城知青拿着介绍信,跑去社科院门口堵编委丁学良,向他请教各种社会、民族、国家、历史的大问题。

头一年,丁学良荣获中国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出国留学。编委包遵信把他拉到路边小馆子里,叫了一盘长毛的猪头肉和一碟花生米、一瓶 56°的二锅头,叮嘱丁学良,这次出去,有个重要任务:

“一定记得要把好书介绍回来。”

在《走向未来》的影响下,80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日后写《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刘擎、翻译了《数字化生存》的胡泳和《南风窗》的总编辑秦朔。还有个叫钱钢的,写出了引爆市场的《唐山大地震》。

那时,钱钢在军艺文学系上课,班上一共35个人。他有个同学,叫莫言。

当“美学热”“文化热”相继在社会上掀起高潮时,借着这两股热的东风,以莫言为首的一帮文学青年,也迎来了所谓的“历史机会”。

拿郭宝昌看田壮壮《红象》时说的话:

“我操,中国要出大师了!”

09.

1983年7月1日,《人民文学》换了新主编,王蒙。上任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篇就职宣言,《不仅仅为了文学》。文中写道:

“通过篇篇作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同时代人的眼泪、欢乐和憧憬,看到我们的民族的艰难而又伟大的振兴,看到我们大家的生活,波澜壮阔,多彩多姿,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生活。”

随后,《人民文学》编委大换血,冰心、孙犁、魏巍等老一批人,被换成了茹志鹃、徐怀中、谌容等新人。

其中还有日后三联的主编,朱伟。

1985年前后,第五代登上舞台,“85美术新潮”掀起艺术革命,年轻人尝试各种新的创作观念。就在那年,王蒙刊发了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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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点击放大,感受一下当年的编选目录」

刘索拉和谭盾、苏聪,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部小说,是仿照《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手法,记录学院生活,反应了一代青年的迷茫和骚动,充满先锋性。一经刊发,立即引起文坛震动。

随后,《人民文学》继续推出新人。阿城的《棋王》刚在上海发表,杂志就发了他的《孩子王》;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一出来,朱伟就从他手上抢走《爆炸》。本来小说无处发表的马原被挖掘后,顿时成为文坛最热的人物,《人民文学》赶紧召开座谈会,发了《喜马拉雅古歌》。

这拨小说里,一上来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你别无选择》一个是《棋王》。其实这两部小说都是聊天聊出来的。后者是吃涮羊肉,阿城给在座的讲了一个故事,前者是刘索拉讲她的学校生活。大家听完,鼓励他俩写出来。

这两次聚会,都是在李陀家。

早年,李陀也写小说,中途给老婆张暖忻写剧本。1979年,两人写了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提出“变革电影语言”,直接影响第五代的创作。有两年,李陀都快离开文学,跑去跟吴天明、郭宝昌称兄道弟了。

直到1985年,李陀又回归文学圈。他虽然不写,却是圈中核心。任何来京的作家、评论家、找稿子的编辑,都要先去敲他的门。李陀家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的文学沙龙,整天一帮人嗨聊。他因此被尊称为“陀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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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钟阿城(右)」

1986年,李陀出任《北京文学》的主编。是他接过了王蒙手上的火把,继莫言、马原之后,推出又一波新人。是他把余华《十八岁出远门》放在头条,又在1987年推出苏童的《桑园留念》,并刊发了刘恒的《伏羲伏羲》。

在他不遗余力的推荐下,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一大帮新人,奠定了自己在80年代最初的文坛地位。

1983到1988年间,一批又一批青年抓住了表达风口。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和韩少功的《爸爸爸》,带动《西湖》杂志的杭州会议成为“寻根文学”的起点。不久,莫言的高密传奇、张承志北方的河,也加入进来。寻根还没完,刘索拉的新潮,余华、苏童、马原的先锋,又抓过接力棒。

那时候,整个文学圈,相当亲密无间。

朱伟和李陀、张承志住的很近,经常散步聊天,聊到不肯回家。有年夏天,聊到大半夜,就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聊到肚子咕咕响,干脆买了几个西瓜充饥。聊痛快了,等到分手的时候,天都亮了。还有一次,张承志半夜狂敲李陀家门,当时他正在写《金牧场》,憋了20天,找不到一个叙述语言,突然想到《马丁·伊登》可以参考,但这本书只有李陀有。

那时候,即便争论,大家也不伤和气。

李陀和陈建功、郑万隆开会时,李、陈曾毫不避讳地指出郑小说写得不行,把他批得一无是处。郑憋着一口气,很快写出《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成了寻根文学的领军人。马原第一次见李陀,张口就说霍桑最伟大,李陀不同意,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争完没结论,李陀先请马原吃了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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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中国青年》笔会,前排左三是朱伟」

据朱伟回忆,那时骑着一辆自行车,可以转遍北京所有重要作家的家。

他在《中国青年》做编辑时,在笔会上认识了陈村;读完《午餐半小时》,当即骑车去雍和宫找了史铁生,把《足球》拿给《人民文学》;他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从王安忆那里拿到《小鲍庄》;最出色的战绩,是在魏公村里,抢到了莫言还没写完的《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学》上。

后来,《红》被人推荐给张艺谋,朱伟也是初稿编剧。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张艺谋从《老井》外景地赶来,盘腿坐着,眉飞色舞,还记得自己给二稿编剧陈剑雨送稿那天,白天下了雪,夜里路上都是冰。一路上,他的自行车不断在冰缝里滑来滑去,歪歪斜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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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时代的莫言」

多少年后,他还记得侃侃而谈的马原,抱怨没被文坛正视,说自己要搞个“喜马拉雅奖”,还记得余华到北京后,经常去他家看电影,看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费里尼的《八部半》。有一次,余华看完伯格曼的《野草莓》,大受震撼,心情无法平静,选择走回家去。

后来,他把自己对伯格曼《呼喊与细语》的热爱,运用在了小说里。

那是他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

后来,朱伟想起这些事,不禁写道:

“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啊。”

10.

当然,在那个年月里,并不是所有文学青年,都跑去写小说。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时,被《今天》感染的査海生刚毕业,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在学生的要求下,每次下课前,他都要朗诵一首诗。

“85美术新潮”和“85先锋文学”交相辉映那年,对诗歌狂热却一直寂寂无名的他,终于在《草原》上发表了《亚洲铜》。署名“海子”。

次年,《草原》创立诗歌专刊,创刊号发了他的诗剧《遗址》,使海子信心倍增。

那之前,他被诗坛忽视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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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査海生」

80年代轰然而至后,读过北岛、芒克的青年们,一个个都有了写诗的冲动。这种感性、短小、方便流传的文体,迅速掀起一波热潮。这才有了前文说的88个诗歌流派。那时,欧阳江河会在烟盒上写诗,张枣喜欢把诗到处给人看,马松告诉女老师“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不叫诗,诗歌是:

“今夜,我要带你去床上,和天边。”

15岁考上北大的海子,也成了潮流中的一员。北大十个学生,有九个自称诗人,几乎每个系都有自己的诗刊。海子开始写诗后,同宿舍那位就此搁笔,把他介绍给骆一禾。不久,海子又在北大团委宿舍见到西川。三人成为挚友,形成一个小圈子。日后被人们称为“北大三剑客”。

在北大,海子埋头写诗,却很少朗读。他和西川、骆一禾积极参加诗歌运动。毕业后,被分配到昌平教书。彼时,昌平尚未开发,只是荒地一片。这里承载不了海子在创作上的野心。但这里的酒馆,允许海子赊账,空旷的街道,足够他在失恋后狂奔。那期间,他在法大做校刊编辑,由他扶持的许多诗社成员,经常在《诗刊》《星星》上发表诗歌。他自己的诗,却无人问津。

1986年,深圳诗歌大展,西川去了,海子却未能出席。

非但如此,海子的长诗,还遭到了前辈朦胧诗人多多的猛烈批评。

对此,海子只能苦闷地喝酒。

以及一次次遥远地出游。

80年代,各地诗人串联是常有的事。一个诗人无论去哪儿,都会被当地的诗人圈子欢迎。在北大,西川接待过无数外地诗人。大家从北大游荡到清华,一路招呼清华诗人去别的学校,聊着诗歌,彻夜无眠。海子先后去过两次四川、西藏。在四川,他收获过友情。在西藏,他留下过恋爱的踪迹。

1988年,路经青海湖一个荒凉之地,他想起拉萨的一位笔友,不禁写道: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一个叫德令哈的地方,从此被后世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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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途中的海子」

那些日子,海子的酒瘾越来越大,可以喝掉一整瓶50度的白酒。每当喝醉,就会说起自己的不如意。在好多诗歌聚会场合,只有《十月》的编辑骆一禾跟他说话。1986年,骆一禾创办栏目《十月的诗》,先后推出了西川、于坚、海子、万夏、邹静之等诗人。别人批评海子的诗时,他一直为好友站台。海子生前只拿过三个文学奖,其中一个,便是《十月》发的。

1989年3月26日,距离北岛们在黄锐家提出创办《今天》11年后,西川的母亲上早班路上,看到海子朝火车站方向疾走。

这天,刚满25岁的海子带着4本书,跑去山海关卧轨自杀。

在遗书里,海子写道:

“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另外,他留话给骆一禾,昌平的木箱里有一些诗作,希望帮助整理。随后,骆一禾和西川整理了他的诗作。骆一禾四处奔走,在各大高校间发表与海子有关的演讲,向诗坛力荐海子。当初那些并不待见海子的刊物,突然纷纷发文悼念。有人甚至提出,将海子死去那天,定为“中国诗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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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死前的诗」

1989年,一个诗人出版诗集,已非易事。春风文艺出版社本来有一个给骆一禾出诗集的机会,骆一禾整理完海子的诗,对妻子说:

“我打算不出我的了,把书号给海子吧。”

岂料5月13日,骆一禾因颅内大出血倒下,手术后持续昏迷,再也没能醒来。

那一年,北岛远走,顾城离乡。

紧接着,14名诗人相继去世。

轰轰烈烈的80年代,就这样落下帷幕。

此后,历史对芒克在1980年喝醉后的那个问题,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诗歌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11.

90年代的空气,变得不一样了。

但在彻底变化之前,还有故事在继续。

1990年,借着“亚运会”东风,以为其筹款为名,崔健搞了一场全国巡演。几乎每到一处,都能掀起一股高潮,把同时演出的流行歌手摁在地上摩擦。从1月的北京工体,到4月的四川省体,场场爆满。

搭上亚运会演出,最早是崔父的主意。崔父有这底气,是因为1988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头条刊文。报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范荣康,决定为摇滚和崔健正名。文章一出,引起轰动。崔父打电话,哽咽着道谢。随后,报社搞评选,请崔健压轴演出。一大帮领导在下面,听他唱完《一块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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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演唱《一块红布》」

年底,新华社刊文《“十年金曲”、“88金星”揭晓》,崔健拿了优秀歌手。

因此,人们和崔父一样,一度以为崔健要进入主流。但那场全国巡演,实在太过火爆,每到一处,青年们就站在椅子上挥舞双臂,吓得保安不敢上前。在很多现场录像里,到场观看的官员脸上都是震惊和尴尬。

4月回京后,崔健的演出被叫停。江湖上一度传出他被封杀。其实并无具体文件下来,只是他的演出去报批,死活通不过。

就在这一年,赴美留学的陈凯歌,回到了中国,去西安筹备改编自史铁生小说的《边走边唱》。他看过一篇叫《说说周晓文》的文章,很喜欢,就去拜访了一下文章的作者芦苇,说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一把。

那时,芦苇的编制虽然还是美工,但已经替周晓文写出了好几部佳作。看《黄土地》之前,他就常抱着《世界电影》月刊和黑泽明的电影研究,甚至跑去北京买黑市票,就为看外国电影,学习编剧技巧。有些电影,一看就是五六遍。彼时,西影厂的吴天明任人唯贤,让他帮周晓文写了《最后的疯狂》,全国大卖,芦苇趁热打铁,又弄出一部《疯狂的代价》,奠定江湖地位。

能跟陈凯歌合作,他当然高兴。这还没完。1989年,张艺谋见芦苇在拍一部皮影艺人的纪录片,约他写反应皮影戏艺人生活的《桃花满天红》。剧本写出来,没拍成。3年后,他又找芦苇写另一部电影,加入皮影戏。

前后这两次碰面,就有了90年代的《霸王别姬》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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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拍《边走边唱》」

而就在陈凯歌拍《边走边唱》时,远在北京的田壮壮,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云状的死神来找他了。梦醒后,田壮壮突然觉得:

“不能再拍一些荒唐可笑的东西。”

因为《盗马贼》的挫折,1987年后,田壮壮一直跟电影赌气。他连着拍了《鼓书艺人》《特别手术室》和《摇滚青年》,完全走观众趣味。卖得虽然还行,他却根本没上心。拍《大太监李莲英》时,刘晓庆和姜文在前面演戏,他坐在一旁打麻将。李少红特别生气,说你干嘛这么“作践”自己?

梦见死神这年,他正好40岁。

田壮壮开始拍摄《蓝风筝》。

电影拍完,突然一天夜里,都很晚了,张艺谋打电话给郭宝昌说我想来看看您。郭爷说这都11点了啊,张艺谋说没事,我就想聊聊。挂了电话后,张艺谋不顾夜色渐浓跑到郭宝昌家中,还没坐下就说:

“《蓝风筝》我看了,拍的太好了。”

1993年,《霸王》《活着》《风筝》一炮三响,把第五代推向一个高峰。可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电影关机宴上,大家举杯发言时,坐在郭宝昌身边的田壮壮突然嚎啕大哭。郭爷连忙问怎么了,田壮壮伤心地说:

“我一哥们儿把我卖了,他到局里告我的状,说这是一个反动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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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和《蓝》的女主吕丽萍」

那年,《蓝》去东京电影节参展。恰好张元违规送出《北京杂种》,引起中方集体退出。可最后,电影节给《蓝》一个最佳电影奖。回来后,电影局一纸禁令,把田壮壮列入禁拍名单,吊销了他的导演资格。

江湖上疯传的是禁拍10年。其实第二年,处分就撤销了。

但田壮壮还是受到影响。

从此以后,当初第五代里最野的他,再也没能赶上陈、张二人的脚步。

12.

没能赶上脚步,是因为没迎合:“潮水”

1989年,海子自杀,骆一禾离世。诗歌的年代就此落幕,80年代的文艺笙歌,也逐一走下楼台,从耀眼绚烂的烟花,变成日渐凋零的灰烬。

骆一禾死时,殡仪馆画了一个很丑的妆。此后,诗人们纷纷被潮水冲走,要么拥抱,要么妥协,要么困窘。欧阳江河整整3年没再写诗,后来成为音乐中介,帮人做策划、拉演出。他喜欢玩儿音箱,一对就是几百万。

一度流浪的芒克,生了孩子,卖画为生,过上稳定生活。北岛搬了十几次家,带着女儿四处漂泊,靠着诗和酒,熬过漆黑的夜晚。为了生活,他曾给BMW汽车写过颂词,被逼无奈写散文,靠教书、朗诵,补贴家用。

1990年,写出《相信未来》的食指,住进了福利院。几年后,顾城在国外挥刀杀妻,自缢身亡。又过了十年,当初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梁小斌,因为脑梗紧急住院,无钱治疗,双眼几近失明。

此前,他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当各种工人,连一份正规的医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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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诗歌节一去不返」

而如诗人们一样,在新时代的潮水中,其他艺术家,也各自做出选择。

《霸王别姬》拍完后,芦苇对陈凯歌说,应该找个机会聊一聊,复盘一下我们的得失。陈凯歌说,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但20多年过去,两人再也没能坐下来讨论。此后,他和张艺谋紧跟潮流,开始商业化探索。芦苇看完《英雄》,觉得价值观混乱,败坏艺术风气。《满城尽带黄金甲》曾邀他开剧本研讨会,讨论了七八天,芦苇说剧本太烂。

张艺谋不以为然道:

“一个周润发,一个巩俐,一个周杰伦,一个我张艺谋,组合起来,就是两亿票房。你信还是不信?”

芦苇这才意识到,此公已今非昔比:

“不是导演而是制片商的心境了。”

眼看昔日伙伴的改变,芦苇感叹道:

“苦难中积发出来的力量,都在财富的积叠中雨打风吹,云消雾散了。”

而老谋子被问及这么多年再没去过戛纳时,只能跟媒体朋友打哈哈:

“在时代面前,个人力量都是渺小的。”

芦苇每年都会写一个剧本。其中大多数,都无人投拍。他手上有个剧本,叫《岁月如织》,是《白鹿原》的姊妹篇,书写中国农民百年历史。但随着西影厂吴天明的去世,拍出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数十年来,芦苇不愿为潮流所动,去写那些不感兴趣的故事,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作品。

田壮壮也没变。

1994年,韩三平本来给他机会,拍一部拥抱潮流的电影,他拒绝了。此后近十年,他什么也没拍,跑去扶持“第六代”,相继监制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再后来,他拍《吴清源》《小城之春》等等,依然是文艺片,依然不肯迎合时代和大众的趣味。

他没多少钱,拿的是北电老师的薪水。愿意给他投资的人,自然也不多。

某年,有一篇文章管田壮壮叫“第五代最后的艺术底线”,说他是孤独的理想坚守者。田壮壮听了,觉得挺受用,但呼吁大家:

“别给我扣这么高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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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时期的芦苇和陈凯歌」

90年代来临后,整个文艺、文化、学术界,都要面临类似的选择。文艺潮之后,是更为轰轰烈烈、难以旁观的经济潮。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被浪潮吞噬殆尽。在新的观念、新的价值被推崇出来后,商人、明星,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而那些80年代风口浪尖的人物,有人“与时俱进”,有人“故步自封”,有人“腐化堕落”,有人“甘于寂寞”。

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光彩不再…

2005年,崔健时隔多年,终于在北京获得了公演机会。但那一年,最受时代关注的青年,是一个叫李宇春的全民偶像。

崔健写了很多新歌,但每次开演唱会,新歌都搅动不起气氛,也再难流传开来。只有《一无所有》能唤起现场的反应。但那些听歌的人,并不是被歌曲的内涵所感动,他们只是追忆自己早已消逝的激情。

崔健试图在新时代里发声。但他的《蓝色骨头》,赔了很多钱,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再跟投资人联系。这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倾注了他许多心血,剧本改了一年,前后剪辑5版。2000万投资,只收400多万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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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的崔健、北岛与芒克」

他还把《超越那一天》录制成音乐会电影,烧了700万才做成。溜了一大圈,全国没几家院线愿意放映。昔日粉丝李国庆和黄健翔,在微博上反复为他呐喊,也没啥卵用。投资人也是他粉丝,为这件事四处奔波时,找到当年崔健的铁粉,如今一位上市公司董事。对方听完,直接来了一句:

“这事儿跟我有毛线关系?”

旧日星光,早被潮水冲刷掉了颜色。

一个崭新的年代,开始制造新的神话:

跑车、偶像、流量、巨富、上市、财务自由…

而80年代那些人,都化作了上古传说。

13.

潮水改变的,不止是人心和选择,还有80年代火热的气氛。

回望那十年,为什么会有那么璀璨的文艺,陈平原总结说:

“因为那时,文学、学术、艺术等等,是一个整体,寻根文学、第五代、美学文化热,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有着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

那时,客厅文化盛行。第五代导演,经常在郭宝昌家聚会;北岛、芒克会为一篇作品争得面红耳赤,为一本书跑遍北京;朱伟、李陀、何志云住在一条路上,聊文学聊到天亮,即便当面批评,也不会有人生气;栗宪庭常骑车到阿城、黄锐、王克平家晃悠,有什么新艺术出来,大家就争相介绍。

不光圈子内部聊,圈子之间,来往也很频繁。《走向丛书》编委演讲,韩少功和一大帮作家去听。阿城参加“星星画展”,也认识“四月影会”的人,他在《今天》上写评论,还把《江水号子》拿给崔健写成摇滚。北大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芒克们去参加时,崔健也去搞气氛演唱。

诗歌、小说、音乐、电影、学术和前卫艺术之间,互相启发,彼此进步。

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却没了兴趣

「与郭宝昌聚会的第五代」

然而,90年代以后,李陀面对作家朋友们的作品,再也不敢当面指责什么,再也不敢说什么难听的话。朱伟去南京和编辑、作家们聊天,很少再有人主动聊什么文艺思潮、文学技巧,大家聊的都是:

房子、车子和股票。

芦苇也感受到了身份的改变。以前,大家是志同道合的艺术伙伴,但现在,很多艺术家成为了占股的老板,用的是商业思维。

而他只是个剧本没人投钱的穷编剧:

“大家已经很难平等地对话了。”

1992年,许多诗人像80年代拥抱诗歌一样,飞快地坐车南下。曾有记者送别家乡的一位诗人,目送他在时代潮水的车流中离开。不久,二人再次相遇,对方成为一家药品总代理,炫耀着手中几张一万元的个人存单。

多年后,《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之一唐若昕,成为高官,后因受贿和滥用职权,获刑14年,另一位编委尹蓝天,成为了中农信副总裁,后因涉案,被判16年。

多年后,有的导演,屈服于商业规则,启用流量明星,拍大烂片;有的导演,为了维护人情关系,跟抄袭作者坐在一起,录制综艺节目。

曾经充满了反叛、反思和理想情怀的他们,似乎彻底烟消云散。

一切仿佛王小波在1996年年初写的:

“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30多年前,中国年轻人追过一个梦,今天的人却没了兴趣

「陕西作家群,在公元1980」

曾经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些畅聊的日夜,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消失在历史中。但那些诗歌、摇滚、小说、书籍、电影、绘画、讨论、争鸣、呐喊,切切实实地激励过、启迪过一代人的心灵,让他们找到人生的光亮。

它们消逝于昨日,消逝在山脊的背后,消失在潮水的舌苔下,消逝在乌云的金边之中。没人知道它们何时会再来,但每个被照亮的人,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仍旧会感怀那些火光的颜色,感怀它们带来的悸动和力量。

曾几何时,它们是那样的耀眼,以至于站在今天,回头看去,那仿佛是一场遥远的、虚构的梦。和今天坚实、物质、欲望的一切相比,它又是那么不堪一击,就像那些油印的刊物,注定会化作片片枯叶、粉脆琉璃。

它来过了,又仿佛未曾来过。

它说要走,也没人能将它挽留。

而时间,仍旧轰轰烈烈地前进。人们只能在车站等待,等待被下一个今天淹没。

就像在汹涌的潮水中,他们不得不收拾好岁月的行李,与上一个“今天”告别。

 

(音频内容:崔健-时代的晚上)

拓展阅读:文中提到崔健同时期,北京还有一大票地下摇滚四处流窜。关于这段理想主义的故事,关于中国摇滚在90年代如何遭遇了历史性的溃败。

「全文完」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重读八十年代》,朱伟

[2]《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

[3]《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

[4]《缪斯之旅·宋怀桂》,纪录片

[5]《诗人:主动告别诗意后》,中国新闻周刊

[6]《老栗前史》,三联生活周刊

[7]《学者李泽厚》,三联生活周刊

[8]《海子之死》,博客天下

[9]《远去的诗人们》,视野

[10]《崔健:顺流而下,逆流而上》,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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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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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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