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是怎么被“祖传老西医”治死的

2021年8月12日16: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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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边的西塞罗

最近,曾经在去年的抗疫工作中担当主力的张文宏大夫又惹上了麻烦。

7月29日的时候,他发了个微博,提醒公众:疫苗并不会将病毒清零,而只是会降低流行程度和病死率。学会与病毒长期共存。他说“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未来选择的方式是“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可是这些话话音未落,就招致了一群人的口诛笔伐,有人角度清奇,认为张文宏的长期共存说是“投降派”,和英美主流观点一致,因此是崇洋媚外,缺乏文化自信。某著名极左网站,更是直接把张医生拉入“汉奸”黑名单,称其为“当代汪精卫”

特意去查了查,高强部长是经济学出身,而张文宏大夫则是医学科班毕业,两人行文的说话方式也差别很大:张大夫是在就事论事的进行科学讨论,而高部长用的则全是火药味儿与正能量齐飞的政治口号。他俩其实压根就没在一个频道上说话。

其实仔细回想一下,自从去年张大夫说“喝粥没营养,要喝牛奶。”激起一帮人骂他汉奸之后,他跟他的绝大多数反对者都从来没在一个频道上说话。张大夫谈的只是医学和防疫,是他自己的观点,可能不对,但反驳也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但一堆人络绎不绝的上门找他打架的时候,总在扯各种大词儿:爱国、文化自信、“有你无我、你死我活”;扣各种帽子:汉奸,投降派,“当代汪精卫”。

对新冠病毒,到底应该“清零”还是“共存”,这事儿过于专业化,我们暂且不谈。但张宏文大夫的这种遭遇,却让我想起了医学史上的一段往事——一种正确的科学、或者至少是医学观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有个公案,无论在医学史还是世界政治史上影响都特大,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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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得从美国建国初期一位“祖传老西医”开始说起,此公名叫本杰明·拉什。

如果你熟悉美国建国历史,你会发现这位“拉大夫”那真是响当当有一号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老西医”,而且是“老革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被选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参加了大陆会议,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所以也算美国的国父之一。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这些人,跟拉大夫都是谈笑风生的挚友,关系铁的不行。

华盛顿,是怎么被“祖传老西医”治死的

美国国父之一、华盛顿的“御用医生”、德高望重的“老西医”本杰明·拉什大夫。

而且拉大夫人品还特高尚,他反对死刑、提倡女性教育,还反对蓄奴,而同时代其他“美国国父”中很多人自己还在蓄奴(如华盛顿),像拉大夫这么三观极正的人,真是少见。拉大夫在学术上更是高明,他在作为西医的基础科学化学上颇有建树,美国的第一版化学教科书就是他写的。

在医学本行上,拉大夫被称为“美国精神病学之父”,草创了对精神病人的观察和分析模式。他还一手创建了美国医学教育体系,在18世纪末,美国医生中有四分之三是他的学生。在医疗实践上,拉大夫也不遑多让,他在费城开办了一家诊所,因医术高明被称作“宾夕法尼亚的希波克拉底”。

希波克拉底是西方的医学之父,所以这个赞誉相当于咱中国的“华佗再世”“扁鹊复生”,咱一些老中医诊所的锦旗上常写的那种。但拉大夫什么都好,但就在一个问题上特别轴:他跟某“绿豆神医”鼓吹吃绿豆包治百病一样,执着地相信放血疗法包治百病——甭管你啥病,放点放血就好了。

只不过吃绿豆包治百病是骗术,只为要钱。而拉大夫放血包治百病是真信,真的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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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放血疗法这事,也算西医的一个执念。因为“医圣”希波克拉底就推崇放血,而且他还有一套听起来特有道理的理论:希老认为人的生命依赖四种体液——血、粘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这四种体液分别对应空气、水、土和火这“四素”(类似中医的“金木水火土”这五行)。

希老又指出,血在四种体液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会“过剩”(类似中医的虚火亢旺),所以没事放放血更健康。到了希腊另一位西方医学先贤伽林那里,又将放血疗法进一步理论化,他提出人体皮下血管和身体各个内脏是有联系的(类似中医的“相表里”),所以哪里得病在哪里放血,要有讲究,不能乱放。例如放右臂静脉的血治疗肝病,放左臂静脉的血治疗脾脏病……其体系之完备、复杂和讲究,极其类似咱的针灸。

有了医圣古贤们如此自成体系的理论体系打底,后世的西医们当然也就撒欢地放开了。中世纪欧洲由于放血疗法太受欢迎,正规医生供不应求,教会授权理发师也提供放血业务,还颁发了一个沿用至今的特许标志:如今理发馆门口旋转的红蓝白的筒子,红色是动脉血,蓝色就是静脉血,白色是绷带,合在一起就是暗示给人放血的标志。

华盛顿,是怎么被“祖传老西医”治死的

当然,现如今tony老师们不干这个主业了……

理发师们还发展了一整套的放血操作规程和工具,其中切割血管的刀片叫“柳叶刀”,当今最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名字就是来自放血用的刀片。当然,西医的放血疗法闹得如此之凶,并不意味着它真有用。现代医学告诉我们,一个正常成年人失去800毫升血液就会危及生命,而当时的放血疗法经常超过这个量。

这导致了大量病人不是死于病症,而是死于放血,其中不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这样大人物。但西医们不为所动:死的人是他们病入膏肓治不好了,古圣先贤那么博大精深的理论,历代医生两千多年的实践摸索,我们在医学院学了那么久的专业知识,怎么可能有错呢?不懂不要乱说!小心告你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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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的拉大夫就是放血疗法的支持者,还是特狂热那种,碰上小伙子失恋了,他的医疗建议都是:“少年,老夫看你心气郁结,定是虚火过旺,来,到我那儿去放个血吧!”

当时大概是这个感觉

也是事有凑巧,1792年,正赶上费城黄热病大流行,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一半的人都跑光了。但拉大夫本着医者仁心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奋战在抗疫一线救人。他对抗瘟疫的主要措施依然是给人放血,病得重那就多放点。为了遏制疫情,拉大夫不眠不休,每天要给几百个病人排队放血。一时间,他的诊所后院里血污遍地,宛如屠宰场。

这样的奇景,引起了当时旅居费城的一位英国记者考伯特的注意。考伯特没有简单地被拉大夫的高尚医德感动,而是耐心做了个跟踪调查,结果发现,接受拉大夫放血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居然高达50%以上,远高于不接受治疗的黄热病致死率。

一句话,得了黄热病,找拉大夫放血?让你离天堂更进一步!

查清楚后的考伯特立马写了篇报道发回英国,列举了详细的调查数据,证明拉大夫的诊所去还不如不去。特损的是,玩世不恭的考伯特还在报道中“猛夸”拉大夫和他的学生们“为人类人口的减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那会儿英国正好盛行马尔萨斯人口论,觉得人多了是祸害。

拉大夫看到这则报道当然怒了:我不顾个人安危冲在抗疫第一线,你个不懂医学的小记者敢这么诽谤我?

而且更特么要命的是,考伯特这个小记者是个英国人,要知道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刚打完,美国国内反英情绪正是高涨的时候,考伯特这时候写这种报道,抹黑拉大夫这种独立战争元勋最为得意的放血疗法,你这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这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啊!你这是医学上的保皇党啊!“18世纪的汪精卫”啊!

万幸的是,当时的美国还比较讲法律。于是考伯特只是被拉大夫告上了费城法院。

这个案子根本没悬念:一边是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医学泰斗、抗疫英雄拉大夫。另一边则是小记者考伯特和他身后不怀好意的前宗主国英帝国主义。而两人争论的问题,是西方已经传承千年,被奉为圭臬的放血疗法。

费城法院没含糊,干净利落地给考伯特开了5000美元罚单。

这个判决也是够严的。

5000美元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同时代一个健壮黑奴一年的劳动价值也就300美元。

小记者考伯特这得赔到什么时候去啊?但案子判下来,拉大夫根本没顾上为严惩造谣者而开心,因为他的一位重要客户兼朋友病了,他得赶紧去救。

这位新病人就是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

华盛顿,是怎么被“祖传老西医”治死的

1799年末,华盛顿在一次骑马着凉后感冒嗓子疼,他平日就受私人医生兼铁哥们拉大夫的影响,是个放血疗法的信徒,经常自己给自己放血治病。这次感冒后立马放了两次血,没想到越治越不舒服。

于是华盛顿感慨,放血疗法果然博大精深,自己学了这么久还是不得其法,得找人家专业的来!正好拉大夫此时官司已了,华盛顿急招他过来会诊,拉大夫见好友被病痛折磨,十分心痛,立刻施展高超医术,分三次在不同部位给华盛顿一口气放了2000毫升血(相当于其总血量的一半)。

血往盆里哗哗的流,拉大夫还跟华盛顿科普呢:老华啊,你看你虽跟我研习多年,但还是未得放血疗法之精髓,这放血位置就不对,量也不足……华盛顿闻言连连点头,同时却不住地翻白眼,不久就晕过去了。应该说,拉大夫的医疗效果那是十分显著的——药到病除……人也除。

当天晚上,华盛顿就与世长辞了。估计拉大夫痛别挚友的时候可能还感叹了一句:任我医术高明,放血疗法神妙,也没能救了华盛顿的命啊!果然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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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大洋的那一边,小记者考伯特那篇“诽谤”拉大夫的文章却引发了关注: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英国军医在看了报道后也心生疑惑,难道放血疗法有错?

受到考伯特调查报道的启发,汉密尔顿做了个实验,将他治疗的366名患病士兵平均分成3组,有一组病人接受放血疗法,另外2组接受其他方法治疗,3组条件基本相同。

结果是:不放血的两组分别只有2例和4例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组的士兵居然死了35例!

汉密尔顿自己也被这个实验结果震惊了——难道西医沿用两千年的放血疗法,居然不是救人工具,而是杀人利器?

但他不敢将自己实验结果公之于众,这要砸多少放血医生的饭碗、驳多少医学泰斗的面子啊!考伯特就是个记者,“诽谤”无非被罚点钱,但他汉密尔顿要是敢乱嚷嚷,立刻会在医学界“社会性死亡”。但同时代,受那篇“诽谤”文章的影响,全欧洲有无数个汉密尔顿在偷偷进行类似的实验。“放血疗法不靠谱”的“谣言”越传越广。

到19世纪初,终于来了个不怕死的“愣头青”——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宣布:他经过7年的实验,对近2000名病人进行临床观察,发现放血疗法不仅对大多数病症无效,还会使病人的死亡率显著升高!皇帝的新装一被戳破,西医对放血疗法的信念终于动摇了。

当然,那些笃信放血疗法的医生和信徒们没有放弃,又争论了很久。以今推古,想当然尔。他们的争辩方式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放血治死人?你是没碰见明白大夫!”“我用此法治那谁谁谁,咋一治就好?”“放血疗法传了两千多年,能有错吗?”“美国人的性命,必须把握在拉大夫这样的爱国医生手中,对放血疗法的污蔑,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英国人的毒计,大家万万不可听信。”……这帮人是说服不了的,但等他们“挂壶归隐”或者自己也被放血治死了,“放血疗法”这个西医传承两千多年“医学瑰宝”很快就没人再提了。

——说来也巧,放血疗法在西医中最终销声匿迹的19世纪中叶,也正赶上中国进入近代化、中医与西医迎面相撞的时代。昱弟以前常常感到奇怪,同样是出自气质神似的古典医学理论,西医当年如放血疗法等等一通乱搞可比咱凶多了。

可为什么又经历百年发展之后,西医那样了,呢?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经常被中国人所连用。的确,科学与民主的内核是相似,都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少扣帽子,让人说话,让理性自由辩论,天塌不下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当时的社会根本不允许小记者考伯特对大权威拉大夫进行的那种“诽谤”和质疑,汉密尔顿医生可能永远看不到那则“要命”的报道。

放血疗法,也还会不知道持续多久才能被推翻。华盛顿的那种悲剧,不知道还要上演多少次。更神奇的是,在当时英美剑拔弩张的那种关系下。美国人民要是有那年头法国人民那种敌我斗争意识、爱国情操和勤用断头台的习惯,考伯特估计就只能以骨灰盒的方式“滚回英国”去了。

根本轮不到他质疑放血,美国人早把他血放干净了。一门原本志在救人的学科,如果也被污染到连自由的讨论都要被扣帽子,那真的是无法可想了。

让我们多谈点实际,少扣些帽子吧……至少在科学上。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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